新运作模式落地 独立法人能否为直销银行添活力

当前的巨灾保险犹如杯水车薪

百度 在推进新一轮城市国际化的关键时机，不仅要从技术和政策上，更要在文化挖掘上，加强工业遗产自我“造血”功能，以城市有机更新为理念，在保护前提下适度利用，转化成真正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财富，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三效合一”，从而为杭州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和品牌、深入推进旅游国际化、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贡献力量。

　　“巨灾”一般是指对民众生命财产造成特别巨大的破坏性损失、对区域或国家经济社会产生严重影响的灾害性事件，可以分为自然巨灾和人为巨灾。自然巨灾一般地震、洪水、海啸、飓风等；人为巨灾一般包括恐怖袭击、空难等，美国的“911”事件就是一场典型的人为巨灾。近年来，2008年的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地震、2010年的玉树地震、2016年的厄尔尼诺、盐城龙卷风、南方大范围的暴雨等灾害带来了巨额的经济损失，一再敲响了巨灾风险的警钟，在政府救助之外，寻求合理的损失补偿途径已经成为了挽回民众经济损失的客观需要。

　 巨灾的补偿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对灾民生活的救济和灾后重建。目前，国际社会上共有四种形式的巨灾补偿：第一，政府补偿，即政府用财政资金救助灾民和进行灾后重建；第二，商业保险补偿，由商业保险机构在巨灾后进行保险补偿；第三，社会捐助，主要来源于各类慈善组织的救助和社会捐款；第四，自我补偿，即灾民自身的储蓄及其亲人朋友的援助。

　 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巨灾损失中约40%由商业保险来补偿，政府仅承担灾害应急求助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基本不利用市场和商业保险来转嫁灾害损失，仍然依赖政府的救助。数据显示，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全球发生的巨灾损失分别为2690亿美元、690亿美元、2220亿美元和3700亿美元，其中商业保险赔偿部分36.21%、42.36%、18.35%和31.35%，2008年的数据中扣除了几乎没有商业保险补偿的汶川地震损失。2007年，英国因洪水导致的经济损失达72亿美元，但保险补偿了48亿美元，覆盖整体损失的67%。日本在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中的经济损失有2096亿美元，其后的保险补偿额约为350亿美元，占到了地震灾害损失的16.7%。而死亡22万余人的海地地震，只有1%的灾害损失得到了保险补偿。

　 在中国，1998年洪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多亿元，国内保险公司共支付水灾赔款30亿左右，仅相当于其中的1.5%。而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在保险公司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放宽理赔标准的情况下，保险赔付比例仅占总损失的1%。对于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元和46万人的伤亡数字，商业保险赔偿仅赔付了400亿左右，仅占4.7%。

供给和需求“双不足”制约巨灾保险的推广

　　中国是世界上受到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除了火山喷发外，几乎面临所有的自然巨灾损失，各类灾害发生的频率比较高。但由于目前对于巨灾的损失补偿仍然依赖财政资金，地震保险、洪水保险等基本上没能发展起来，因而巨灾造成的损失不可避免会影响财政收支平衡，继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建设计划。造成中国巨灾保险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内对巨灾保险的需求不足；二是市场上对巨灾保险的供给不足。

　 制约巨灾保险相关需求的主要因素归根结底还是“钱”。第一，保险价格居高不下。研究表明，巨灾保险的需求与保险价格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即参保费用越高，对保险的需求量越少。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巨灾的频频发生，保险公司为了降低自身的运营风险，不断提高保险的价格，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参保的需求。第二，居民收入有限。在地震洪灾面前，抵抗力最弱的是农村，因为农民收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且货币性收入低，使得农村居民很少会从有限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投入到巨灾保险这一收益并不明显的领域，加之相关保险意识薄弱，抱有侥幸心理，相比于主动防范更关注短期经济利益，因而对巨灾保险的参保意愿不强。

　 巨灾保险供给不足主要是由于保险业避重就轻。以洪水保险为例，由于中国洪涝灾害比较常见，灾害发生时部分地区受灾情况较为严重，因为担心承担巨额风险，保险公司没有开办洪水保险的积极性。相关研究文章中提到，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灾害发生前，某家保险公司在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在长江流域的一个小范围内试运营“洪水保险”，以户为单位收取保费，每户每年98元。但在特大洪水来临时，保险公司发现自己面临巨额的理赔金额，为了避免公司陷入困境，这家公司最终将原来收取的98元保费退还给了投保人，以这种不合法的方式单方面终止了保险合同。类似保险公司的担心不无道理，“911事件”后，仅美国航空保险就理赔了50多亿美元，是2000年航空保费收入总额的4倍。考虑到中国当前巨灾保险尚未产业化，并且在发展初期缺乏财政的有力支持，推广巨灾保险不仅会使得相关企业“无利可图”，甚至还有可能“血本无归”，因而市场上缺乏有效的巨灾保险供给。

巨灾保险在国外应用广泛

　　发达国家十分看重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化解巨灾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德国、美国和灾害多发的日本为例。德国的巨灾保险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进行巨灾保险的交易，不需要政府进行经营管理，政府也不承担任何风险责任。研究表明，德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放手巨灾保险的管理，主要得益于实力雄厚的保险机构及发达的保险和再保险体系，2012年共有647家商业保险公司，包括安联保险和慕尼黑再保险等全球保险业巨头在内，这些保险机构通过复杂的“保险、再保险”体系，互相为对方“背书”，从而大大地分散了一家保险机构承担的赔付风险，保持整个体系的良性运转。从赔付额度来看，德国保险公司在历次巨灾中的赔付额度都相当庞大，一般占灾害总损失的20%左右。2007年“基里尔”飓风使欧洲大陆的保险业拿出了46亿欧元的灾后补偿款，其中有10亿欧元就出自德国的保险机构，占到了总赔付额的约21.7%。

　 与德国相比，美国的巨灾保险更多地是由政府主导的非盈利性保险计划，即政府筹集资金并采取强制或半强制方式直接提供巨灾保险，主要针对的是地震和洪水等发生率较高的灾害。政府作为保险人，承担所有的巨灾保险的风险和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作为政府巨灾保险的“代理人”，负责协助政府销售保单和直接理赔，因而政府用于巨灾善后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保费”，而非直接来源于财政资金。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通过发行与巨灾相关的金融衍生品来为巨灾保险市场融资，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渠道来解决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向国库“伸手要钱”。事实证明，这种巨灾保险模式取得了不错的成效，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洪水损失为1500亿美元，其中的50%左右都由巨灾保险赔偿，而2007年这一比例更是达到了80%。

　 日本于1966年出台了《地震保险法》，并成立了“日本地震再保险株式会社”，一份地震保险保单，保险公司出售给投保者后，再根据本公司卖出的地震保险，到日本地震再保险株式会社全额购买地震再保险，以降低该保险公司的地震保险风险。而日本地震再保险株式会社则将所有保险公司购买的地震再保险分成3个部分，一部分向日本政府购买地震“再再保险”；一部分向其他财产保险公司购买地震“再再保险”；最后一部分则作为自己的承保份额保留。因而日本地震保险形成了由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政府三方共担责任的风险分摊机制。如果日本商业保险公司因地震导致赔付金额在1150亿日元以内，这部分赔付责任由日本商业保险公司100%自行承担；如果赔付金额在1150亿至19250亿日元之间，则由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各承担50%；如果在19250亿日元以上，则由政府承担95%的赔付责任，商业保险公司只承担5%。东日本大地震的直接经济损失在22万亿日元左右，因而其赔付责任主要由政府承担。

　 虽然发达国家也常常遭遇巨灾的破坏，但由于巨灾损失补偿机制完善，政府、社会和市场在救灾过程中承担着各自不同的角色，资金、人员等可以得到有效的运转，因而灾后重建往往比较顺利、有序，对国家财政的压力冲击较小。中国各类灾害频发，可以考虑借鉴这种巨灾保险运营模式，通过发展巨灾保险促使巨灾救助和补偿从单纯地依赖政府向多渠道多方面的救助模式转变，这样即可以避免巨灾的每次来临都会给财政带来巨大的波动，也能有效地挽回民众的财产损失。